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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是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全球治理变革特别是全球数字治理变革的重要动力，如何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数字风险，是中国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突出表现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由量变积累历史阶段转向质变突破历史阶段，世界政治权力配置格局和经济财富分配格局经历颠覆性重塑乃至重构，中国是其中的关键推动力量，需要而且能够承担起大国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特别是世界数字经济体系构建。当前，探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及风险，提供防范和化解数字风险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和影响力快速上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和影响力下降速度加快：一是世界制造业格局加速演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重构的重要力量；二是世界贸易格局加速演化，特别是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并不断升级以来，中国的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不仅没有动摇，而且正从世界贸易大国向世界贸易强国迈进，中国成为多边经贸规则的奉行者和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护者；三是世界货币及金融格局加速演化，美元作为全球首选储备货币的地位持续下降，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美元和欧元信用都在下降，2023年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的破产倒闭便是美元信用下降以及美欧金融体系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表现。

　　当前，数字要素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拥有数字要素优势的国家将在国际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①本文中的数字要素（Digital Factor）是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的总称，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指数据搜集、存储、加工、传输和应用的知识、技能以及工具的统称，数据是指对客观事物进行描述的文字、符号和数字的简称，数据资源则是描述客观事物的数据集合。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内容和关键要素，拥有大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优势的企业和国家在全球竞争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综合比较优势。数字要素对全球产业转型和体系重构具有重大影响。一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赋能，传统制造业大国如果不能够顺利推进数字化转型，则会失去竞争优势而走向衰退；二是全球产业链加速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时间分布与空间布局调整，“脱钩断链”和“强链补链”行为同时存在，冲突、危机和风险导致国家强弱分化重组；三是全球供应链加速数字化转型，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步步紧逼，“脱钩断链”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性、稳定性，中国坚持科技自立、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四是全球价值链加速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拥有大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优势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上升，由此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塑。

　　简言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在世界经济分化与阵营化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加速促进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的形成，霸权加速衰落与世界多极化加速演化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推动着全球治理变革特别是全球数字治理变革（The Reform of World Digital Governance），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挑战和风险，数字风险的防范和治理居于重要地位。可以从数字政治学视角分析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本文中的数字政治学是研究数字技术背景下以数字权力为中心的人类社会行为规律的科学，数字权力（Digital Power）则是指社会成员利用数字要素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能力和关系。同时，本文中的全球数字治理（World Digital Governance）是指世界各国共同利用数字技术对世界范围的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统筹管理的行动与过程。全球数字治理是全球公共治理（World Public Governance）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内容。本文中的全球公共治理理念与传统的全球公共治理理念存在显著的差异，前者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范围为公共治理主体与客体互动影响的地理空间、状态空间、虚拟及数字空间的组合空间范围，后者强调公共治理的全球性地理空间范围，前者是后者的扩展与延伸。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是指世界范围数字技术发展推动全球公共治理的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治理内容以及治理方式发生的根本性与革命性变化及创新，是全球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五个方面推动着全球数字治理变革。一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逐渐主流化和主导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少数西方大国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垄断性影响。二是治理方式、手段与工具的数字化变革和网络化动态分布，使得以暴力工具的垄断性占用形成的西方大国强制性权力（传统全球公共治理的主要工具）受到冲击，基于数字技术的权力共享和责任共担机制成为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兴工具。三是治理内容公共化和去垄断化，世界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跨国公共问题的共同解决已经成为全球公共治理的主要内容，少数西方大国对全球公共事务解决方案的垄断性供给和寡头合作式实施，不仅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还导致了国际不公平问题和非正义行为的产生，少数西方大国甚至以全球公共治理为借口试图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干预与控制。四是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行为方式革命性变化，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分工合作与相互竞争，逐渐打破了全球公共治理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或者垄断的情况，更多的国家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多元治理结构逐渐形成。五是治理客体动态化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转化常态化，全球公共治理的客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表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和动态演化特征，全球公共治理主体与客体的角色和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能够相互转化，由此形成数字化、网络化、扁平化、动态化的全球公共治理体系，传统西方大国主导的固定的和僵化的全球公共治理体系逐渐被解构和重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的全球治理变革特别是全球数字治理变革，在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给世界各国带来各种挑战和风险，而数字风险最为显著，具体可以区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其一，数字矛盾、数字冲突以及数字战争风险。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规模调整和深度嬗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主导者的地位受到挑战。为了维护既得政治经济利益，其必然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进行打压与遏制，利用盟友体系挑起各种冲突和对抗，导致国际政治冲突激化和战争风险持续上升，数字矛盾、数字冲突以及数字战争风险上升则是其中重要表现。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利用政治工具和通过战争手段遏制竞争对手的惯性思维和历史传统。大航海时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进行殖民扩张与殖民统治，形成了历史惯性且被当代政治精英所继承。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激化政治冲突和发动战争维护既得利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地位仍为世界第一，科技和军事实力超越大多数国家，通过激化政治冲突和发动战争打压遏制竞争对手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能够发挥其综合比较优势。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其他方式和手段已经很难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激化政治冲突和发动战争特别是发动代理人战争是有限的战略与政策选项。乌克兰危机爆发并持续至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拱火浇油”，并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同时在中国的南海、东海和台海等地区不断骚扰和挑衅，制造各种矛盾和冲突，这些都是国际政治冲突激化和战争风险增加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乌克兰危机中大量数字技术装备进入战场，具有显著的数字冲突与数字战争特征。

　　其二，货币及金融危机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及美国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体系造就了美国的世界货币及金融霸权地位。但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元的国际信用也表现出下降态势。美国频繁对他国发起贸易战与科技战，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自由贸易大国地位和美国的国家信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外汇资产的行为，更是严重削弱西方国家的货币信用，特别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遭到动摇，进而容易诱发各种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先后破产倒闭，表明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着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爆发金融与债务危机将成为大概率事件，金融恐慌情绪扩散到欧洲多个国家。全球货币及金融危机风险上升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本跨国流动，数字技术发展则为金融风险及危机跨国传播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渠道；二是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金融霸权，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利率工具进行周期性扩表和缩表，控制全球美元货币流通规模与速度，推动危机转移，并利用美元霸权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三是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以及巨额的联邦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不仅削弱了美国国家及货币信用，而且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债务危机。可以说，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数字金融市场形成和发展，使得金融危机和货币冲击的跨国传播更快更广。

　　其三，数字主权与数字安全风险。在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产业革命背景下，包括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的数字要素已经成为各国的重要战略资源，数字要素所有权构成一国主权的重要微观基础，如何维护数字主权、数字安全和有效治理数字风险，已经成为主权国家的重要职责。本文中的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是指主权国家对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数字要素拥有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数字安全（Digital Security）是指主权国家的数字主权处于不受损害和被威胁的状态，数字治理（Digital Governance）是指对数字要素供给、需求和配置过程及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协调与管理的过程。数字主权、数字安全与数字治理面临着诸多风险，主要表现有三个：一是本国数据资源产权及控制权受到外国或者外部力量的干扰与破坏，本国数字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不能得到有效维护；二是本国数字技术及其研究开发活动被外国或者外部力量操纵与控制，使得主权国家对本国行政管辖区域内的数字技术失去最高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数字技术被外部入侵与外部控制；三是主权国家失去对跨越本国行政管辖区域的数字要素流动的控制权，无论是数字要素的垮境流动方向和规模，还是结构乃至权属关系，都不能够脱离主权国家的管辖，如果失去管辖权，则该国面临着数字主权和数字安全的外部控制风险。任何主权国家如果不能够维护本国的数字主权与数字安全，则可能成为数字霸权国家的数字殖民地或者数字技术附庸。

　　其四，数字霸权与数字垄断风险。本文中的数字霸权（Digital Hegemony）是指国家或者组织利用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优势对其他国家或者组织进行威胁、操纵和控制的思想与行为的概称，其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数据资源或者数字技术优势，即拥有数字要素优势及能力，且能够利用数字要素优势及能力对其他国家或者组织实施威胁、操纵和控制的行动；二是具有通过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威胁、操纵和控制他国或者组织的思想和意愿；三是已经利用数字要素优势及能力对其他国家或者组织采取了威胁、操纵和控制的行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研发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各种形式的数字技术威胁、干预与控制，最为典型的便是对中国实施芯片断供、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利用技术优势和军事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长臂管辖”，特别是利用数字技术优势进行“长臂管辖”，不仅损害了各国的数字主权和数字安全，而且破坏了世界数字市场自由竞争秩序，阻碍了世界数字技术进步。此外，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与数字技术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优势和市场控制力量，排挤竞争并阻碍新企业进入，进行数据要素垄断，破坏世界数字市场自由竞争秩序。无论是数字霸权、“长臂管辖”，还是国际数字垄断，都必然产生系统性与非系统性数字风险。③

　　由此可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各种数字风险，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需要而且能够对全球数字治理变革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力量。

　　数字技术发展、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以及数字金融市场的出现，加速了数字风险的全球传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应对各种数字风险时，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坚定历史自信，制定和实施可行的政策措施。本文中的历史自信是指尊重历史并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新知识并提升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历史自信是指对历史的尊重特别是对本国和本民族历史的尊重和认可；对于国家而言，历史自信则是指对本国历史尊重并相信能够从本国历史中获得新知识和新能力。

　　第一，基于历史自信构建中国自主的数字风险治理知识体系，促进数字风险治理思想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复杂历史阶段，积累了应对各种国内外政治经济风险的历史经验，同时也确立了我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应对世界变局风险的历史自信基础。社会数字化发展过程中，随着数字技术创新与发展，数据资源以几何级数增长，数字要素成为经济活动的关键要素，数字风险治理成为社会治理与全球公共治理的重要目标。由此，数字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风险认知与分类知识，包括数字风险原因、历史、类型与影响的知识。二是数字风险解释与测度知识，包括对数字风险的理论解释、衡量指标、测算工具与预测方法的知识。三是数字风险利用与控制知识，包括如何利用数字风险、如何控制数字风险的综合性知识。

　　第二，构建应对世界数字风险的组织体系及治理机制。在正确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全球数字治理变革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组织体系与治理机制。2023年3月，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是数据资源管理和数字风险治理组织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我国应对世界数字风险的组织体系及治理机制构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与治理机制，例如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重组科技部并组建国家数据局，对世界数字风险治理进行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二是行业层面的专业化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与治理机制，不同类型的数字风险需要专业化和科学化的风险管理机构与治理机制，特别是科技数字风险、金融数字风险、产业数字风险、贸易与市场数字风险需要专门的机构和机制进行治理；三是地区层面的区域性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与治理机制，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和不同地理方向面临的数字风险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边疆地区、内陆地区、大都市地区、乡村地区的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与治理机制需要差异化设计；四是国家主权与安全层面的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与治理机制，特别是涉及到国防安全、军队建设、数字主权以及数字安全的风险管理组织与治理机制的构建更为关键；五是推动构建全球性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及治理机制，特别是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在数字风险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三，构建预防和控制全球性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带来的系统性数字风险治理机制。当前，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全球性外溢效应更为显著。政治冲突与局部战争诱发的数字风险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不确定性冲击与消极破坏性也更强。我国需要在三个方面积极努力并取得进展：一是设置防范外部政治冲突与战争风险对我国国内社会生活造成冲击的数字风险防护机制，维护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二是防范外部势力以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为借口对我国发动数字攻击、数字入侵和数字破坏，针对境外数字利益集团的数字化破坏设立防护机制；三是为调节政治冲突与防范战争风险提供中国方案特别是数字化解决方案，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第四，构建防止货币及金融危机的数字化传播及外溢影响的组织体系及治理机制。数字技术发展为资本跨国流动提供了平台和工具，同时也为货币及金融危机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了途径，对我国货币流通与金融市场稳定造成冲击（这也是国际货币及金融危机向我国传导的重要渠道）。我国需要构建数字化金融防护网络体系，维护我国货币及金融安全：一是构建货币及金融风险全球数字化监测预警机制，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的货币及金融风险可能性进行常态化监测和预警；二是构建外部货币及金融危机国内传播数字化防护网络体系，形成防范外部货币及金融危机冲击的数字化体系，维护国内货币及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三是与友好国家及组织共同推动构建全球性货币及金融危机的数字化传播防护机制，特别是要加强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国家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及金融市场合作，形成全球数字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及治理机制。当前，加息周期下欧美银行业短期风险凸显，预示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新一轮货币及金融危机可能正在形成中，需要以前瞻性视野进行分析并妥善应对。

　　第五，维护国家数字主权与数字安全，反对数字霸权与国际数字垄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少数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全球数据资源与数字技术开发方面的先发优势，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数字技术封锁、制裁与打压，损坏他国的数字主权、数字安全与数字产业发展利益。我国需要从三个方面维护数字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一是制定维护国家数字主权与数字安全的法律体系，形成阻断外部力量破坏我国数字主权与数字安全的法律制衡与博弈对冲机制；二是针对美国的“长臂管辖”，特别是数字霸权行为，除了实施必要的阻断和反制措施外，还需要加强我国数字领域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维护我国的海外数字利益；三是针对跨国数字平台与跨国数字企业的国际数字垄断行为，制定和实施反垄断的法律体系，并组建全国性反数字垄断监督调查机构。

　　概言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数字风险治理，需要坚定历史自信，构建中国自主的数字风险治理知识体系，同时构建应对世界数字风险的管理组织和治理机制，防范国际政治冲突与战争的数字化传播对我国产生的冲击，重视货币及金融危机的数字化传播带来的风险，坚决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数字安全和数字产业发展利益。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④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增强，政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数字文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社会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数字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应用创新全球领先，数字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数字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打开新局面。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数字中国建设体系化布局更加科学完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世界生产力格局的大规模调整。基于数字要素配置调整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霸权体系加速衰落与世界多极化发展。数字技术发展及诱发的产业革命推动着全球数字治理变革，必然产生各种类型的数字风险，中国需要而且能够为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贡献中国力量。未来，我们要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加强整体布局，按照夯实基础、赋能全局、强化能力、优化环境的战略路径，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经济专业博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注：本文系新疆大学国家安全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西北边疆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ZD2022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7）、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6XNLG11）阶段性成果】

　　①保建云：《世界各国面临数据与数字技术发展的新挑战》，《人民论坛》，2022年第4期。

　　②保建云：《供应链危机、数字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数字化重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7期。

　　③保建云：《高速互联网、大数据竞争与超级博弈论数字利益冲突及治理机制设计》，《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11期。

　　④《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新华网，2023年2月27日。